10月13日，在纪念殷墟妇好墓发掘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结合近年殷墟考古新资料，从城市考古角度提出一个新观点：大邑商并非商王室一次性规划修建成的，而是在王室制度框架下，由一个个“社区”不断聚集，逐步形成的。荆志淳用“涌现性城市秩序”来概括这种独特的城市形成方式。
“涌现”本是社会学、复杂系统研究领域的概念，可通俗理解为，像一个个家庭聚合形成的“社区”，人群长期生产、生活，彼此往来，慢慢形成城市层面的社会联系。这样的联系，单靠一户人家、一处小作坊或小型村落无法产生。邻里间的交往不断向外拓展，逐步沉淀为稳定的社会基础，进而造就了小型聚落难以形成的城市规模与格局。大邑商的“涌现性城市秩序”，是自上而下的王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邻里日常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
以往，学者多从连片建筑、聚落分布入手，解读大邑商的都邑格局。而“涌现性城市秩序”理论，引导研究从王室人物、政治中心和纪念性建筑，拓展到考察城市中人们怎样生活、怎样劳动、怎样交往，以及城市怎样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生长。
妇好墓在这套城市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妇好所处的武丁时期，是大邑商走向鼎盛的关键阶段。妇好墓在这套城市秩序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当时贵族礼仪与家族社会活动的实物见证。有学者根据夯土遗存推测，妇好墓可能坐落于宫殿宗庙区小屯西北地的一处四合院庭院之内，周边还分布着大量房屋建筑、墓葬、祭祀坑与作坊。荆志淳把这类遗存区域定义为“邻里”：这片区域并非简单的居葬合一，而是集居住、墓葬、手工业生产、祭祀活动于一体的复合型单元，好比现在的“社区”。
大邑商的活力，正来自基层邻里单元之间的互动往来。宫殿宗庙核心区高度集聚，外围分布着多处居住聚落和生产聚落，聚落中的人群参与城市社会运转，各类遗存依靠道路系统彼此串联，人员、物资在更广范围流动，由此凝聚为一座完整都城。在王室统筹与基层持续交往的双重作用下，大邑商一步步长大。
妇好墓发掘50年来，持续为商代社会、礼制、军事与手工业研究提供实物资料。此次荆志淳依托妇好墓遗存拓宽了商文明研究的边界，把研究目光从王室建筑转向商代先民的日常交往，为破解大邑商都邑形成之谜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深化。
（记者 黄亚明 高倩）